全国“两会”关于职业教育的意见建议
3月4日-11日,全国“两会”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等。“两会”期间,各民主党派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职业教育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建议。近日,省社对这些意见建议进行了梳理汇总,请个人和团体社员认真组织学习,并在今后工作中结合实际勇于创新和推动落实,为助推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贡献。
全国“两会”关于职业教育的意见建议
各民主党派有关职业教育提案
一、民革中央
民革中央指出,近年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还存在校企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水平不高,利益共享与责任分担机制亟待建立等问题。建议: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积极开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模式;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提升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水平;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投入办学,创新利益共享与责任分担机制。
二、民建中央
民建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建议加快构建保障产教融合深入开展的法律体系。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促进产教融合深入开展,完善产教融合推动机制,将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规划指标和发展目标。建立健全深化产教融合的支持政策、服务平台、保障机制,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统筹、指导和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三、民进中央
民进中央建议加快法律修订,消除社会力量进入职教的隐性壁垒。一是统筹盘活职业教育资源,改善社会力量投资大环境。二是深化产教融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三是健全融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投资意愿和能力。四是创新办学模式,拓宽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领域和深度。此外,民进中央还建议调整完善我国“普职分流政策”。一是从“刚性分流”转向“柔性分流”,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比例方面不搞一刀切。二是淡化普职的区别,模糊分流的概念,从“普职二轨分流”转向高中阶段教育多类型发展,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转换通道。三是畅通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四、农工党中央
在《关于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提案》中,农工党中央指出,职业教育目前面临学校招生难、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不足、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建议加强政府统筹,强化职业教育地位;探索普职融通,适应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建立平等的政策和制度促进公民办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五、九三学社中央
九三学社中央关注的是职业教育数字化。九三学社中央在提案中指出,数字技术已成为支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主导技术,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器,但职业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还比较薄弱。为此,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尽快制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实施方案,建设服务于全民技术技能终身学习的平台,实施职教教师数字能力提升专项培训计划,将数字素养作为强制性要求列入各种证书考核评价的标准之中。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
一、关于“职教高考”方面
(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建议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
他认为,中国崛起、大国工匠支撑中国制造,创造中国品牌,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职业教育。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须摆脱技术上狭窄等困境,既要教做人,也要教做事,既要学文化,也要学技术,让学生既有学头、又有盼头、还有奔头。胡卫提出“两个贯通”,挺起职业教育的脊梁,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体制障碍。一是横向融通,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专业教育的横向贯通,为学生的发展搭建平台。二是纵向要畅通。要畅通职业升学渠道。特别是要以能力和实操为导向,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并使其成为职业本科、职业专科招生的主渠道。不排除普通高校甚至一些名校的技术、技能专业也可通过职教高考遴选学生。胡卫还提出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很重要的是要使职教毕业生在就业、落户、薪酬待遇等方面能够享受和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以此来扭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缓解家长的焦虑。
(二)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加快制订并推行全国统一“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
葛道凯认为,从目前各省推进高职分类考试的实践情况来看,各地的运行机制、考核内容和招生方式还很不平衡,职业教育专门性考试制度的类型特征还不够彰显,社会对“职教高考”的认知与认可还未形成共识。他建议,应出台国家“职教高考”实施意见,在梳理总结各省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就“职教高考”出台政策性文件,为推进全国“职教高考”的改革定标、定向、定心,并以此为统领,指导各省开展省级“职教高考”制度改革试点,构建“国家统筹+省级推进”模式,有效推进“职教高考”制度。同时,“招考培”制度也需分类优化。建议职教高考“文化素质”测试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形式实施,职业技能测试则采取省级层面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形式开展。在招录方面,要构建与生源数量相适应的招生计划分配机制,进一步打破升学地域和学校限制,并鼓励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参与。在培养方面,高等院校应对职教高考的学生进行单独分班、制定独立人才培养方案及考核评价方式等。此外,他还建议以增加职业本科教育的供给为契机,切实提高社会对“职教高考”的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走技能成长成才成功的发展道路。
(三)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红军: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
他认为,从目前各省推进高职分类考试的实践情况来看,各地的运行机制、考核内容和招生方式还很不平衡,职业教育专门性考试制度的类型特征还不够彰显,社会对‘职教高考’的认知与认可还未形成共识。”为此,王红军建议加快制订并推行全国统一“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由教育部牵头,在梳理总结各省“职教高考”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集中就“职教高考”制度的考试与招生方面的目标、命题、内容、形式等出台相关政策性文件,为推进全国“职教高考”的改革定标、定向、定心。
(四)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建议逐年提高职教高考招生比例
他提出完善“知识+技能”考试办法,将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权重提高到50%以上,职教本科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应直接面向中职学校招生。国家每年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的占比,应按照当年中职毕业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之比确定,职教高考本科招生比例应逐年提高,最终实现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大体相当,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报读职业院校。
二、关于“职普融合”方面
(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建议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
胡卫表示,“普职分流”被很多家长认为是“普职分层”,学生在中考时就被“分层”乃至“淘汰”到中职,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看作“低人一等”,这会令家长充满“普职分流恐慌”,进而加剧中考竞争,严重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双减”目标的落实。“普职分流”演变为“普职分层”,令很多中职校的师生对中职的认可度日益降低,也直接影响了中职的办学质量。因此,胡卫建议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逐步把更多高中办成综合高中,同时在每所高中学校开设普高课程和技能课程,并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逐步推行综合高中学分制教学,将来对高中阶段在校生 “普职相当”的要求,可改为要求综合高中开设普通学术性课程与技能课程的比例要大体相当。
(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北省委主委卢晓光:建议职业教育分流延至高中以后
卢晓光认为,高技能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初中毕业即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基础学科教育不足,较难进一步提高技能,不能满足国家战略发展智能制造、高端制造行业的需要。从孩子自身成长来说,初中分流也不利于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发展。除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扩大舆论宣传,引导同等对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卢晓光建议,增加高等职业教育比例,解决“有技能没学历”“有学历没技能”的痛点问题。完善本科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让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有提高学历和技能的通道。卢晓光建议,在高二全部基础学科已经结业并会考之后,分流为普通班和职业班,按不同教育方案,充分发掘培养孩子的潜能和一技之长,让普通高中后的教育分流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给孩子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七)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集团董事长李杰:建议打造普高和职校之间的流动通道,打破普高和职校之间一次中考定乾坤的壁垒
李杰说,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录取率较低,工业也不够发达,中等职业学校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原因是就业有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学生愿意上普通高中,进而考大学。自1999年起,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录取率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逐步陷入困境。对此,李杰建议加强政策宣传,营造家校共同关注教育氛围,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他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让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成为人们心中偶像,也为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多渠道、多路径的升学和就业咨询通道,让家长和学生亲自走进职校体验,切实为家长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家校社共同关注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其次,他建议实施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双向流动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那些具有研究型潜质,但成熟醒悟晚的孩子,即便进入职校就读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入普高,也让那些动手创新能力、具有高水平技能潜质的孩子,进入普高后觉得不合适,也能够自主选择进入职校。
(八)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学制,取消中考普职分流
第一,建立“长贯通、缓分流”的义务教育学制。调整基础教育学制,将12年制改为10年制,并实行10年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相应地,取消中考,初中毕业后直接接受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彻底解决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带来的社会焦虑和教育“内卷”等问题,形成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办学体制,并探索推行相应的一贯制学校建设。第二,探索“纵衔接、横畅通”的普职融通机制。将直接面向就业的职业教育上移至高等教育阶段,把通识性职业内容融入义务教育各学段,将现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通过并、转、升等方式转设为普通高中或升格为高职。对于保留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中高本”一体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此同时,探索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互转机制,探索高等教育阶段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学分互认和学历转认机制,促进普职教育融合发展。
(九)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打通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两个教育体系
在许进看来,由于教学质量不高、学历受歧视等原因,职业学校往往成为学生及家长不愿意接受的选择,这很不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许进表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一些新型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对技能、素质的要求更高,拥有一技之长的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他建议,在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两个教育体系之间建立互认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以进一步推动普职分流,“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通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两个教育体系,让孩子们有更多选择机会,而不是千军万马都去挤高考这个独木桥。”
(十)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禹诚:建议通过普职融通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禹诚建议普通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教师互派、教研互通,加深彼此了解。建议打通从中职、高职,到职业本科、职业硕士,甚至将来还有相当于博士的更高层级的教育上升通道。为学生提供丰富、全面的教育选择。同时,改革职业教育升学考试和招生录取标准,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属性特征。
三、在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方面
(十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设立全国工匠日
郑亚莉认为,通过设立全国工匠日,有助于推动建设技能型社会,助力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让个体感受到因为技能而生活更加美好,因成为工匠而受到社会更多尊重。郑亚莉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向全国征集意见,国务院可安排人社部、教育部等行政部门进行广泛社会调研,形成工作方案,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群众团体意见,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可以考虑将全国工匠日设在每年的职业教育周活动中。同时,培育一批国家层面的“工匠”相关品牌活动,加强中国工匠培育选树,常态化开展时代工匠的寻访活动,打造工匠主题的品牌活动,成立诸如工匠智库、工匠协会等社团组织,完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为更多的工匠成长成才提供保障。
(十二)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杨维刚:职业教育应做到“提高质量”与“提升形象”并重
杨维刚介绍,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人民群众的福祉。在就业层面,他提出应“化解对专科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性歧视”,鼓励“各地政府部门、民营企业积极吸纳专科生就业。”同时,职教应坚守“战略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做到“提高质量”与“提升形象”并重。所谓“战略意识”,就是坚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民生工程、战略性基础工程,不断增强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经济投入,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政府民生工程和财政重点工程当中;“质量意识”,即切实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由低端向高端转型,由“增量”向“提质”升华,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开设职业本科教育,推进职教高考改革。同时,面向社会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纵深化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畅通人才成长通道,推动职业教育成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类型;而“服务意识”,就是要求职业学校坚持根植产业沃土,为产业发展赋能,为社会发展服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不断发挥领航作用。
(十三)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教授谢德体:建议培育职业院校“走出去”国家品牌
谢德体建议,应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培育职业院校“走出去”国家品牌,要重点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交流合作,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他还指出,弥补职业教育国际化短板,就要加快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路径,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快国际合作,实现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加快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接轨,积极开发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探索境外办学、线上教学。
(十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永飞: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时不我待
他建议大力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一要确立高层次职业教育的目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产业领域、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发展需求,开展专业特色突出、动手能力培养突出、就业优势明显、服务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通过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培养高层次职业技术人才,打通高职对接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端“立交桥”;二要改进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政府提供专项政策和经费支持,采取差异化投入、政策项目引导等方式,打造一批高水平、高技能、具有培养实力的高职院校和专业,同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落实高职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探索全职与柔性相结合的灵活引智方式;三要促进职业教育课程建设与改革,要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技术需求,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并建立定期更新机制,校企合作共同构建课程评价指标,不断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扩大受益面。
(十五)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建议健全职业教育社会政策体系
建议一是完善技能人才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小,促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做出接受什么教育的选择。我国与世界各国相比技能人才待遇偏低,国家应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二是完善社会流动政策,打破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城镇落户、各种晋升方便的歧视。目前,从上升通道看,一方面,职业院校毕业生从中职、高职到本科贯通上升的路径不畅,家长对孩子未来升学的需求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升迁、落户等方面面临严重的学历歧视。这些都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针对这些情况,组织、人事部门应建立学历歧视禁止清单事项管理制度,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中凡是触犯禁止清单事项的,一律予以责任追究。三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技术工人与公务员、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系并轨的步伐,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四、关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方面
(十六)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呼吁职业教育反哺农村 形成社会共识
她认为,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后半场”,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这就需要职业教育不断增强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适应性,培养农村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在服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前,国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等各类主体在乡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但在谈及目前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发展情况时,许玲表示并不乐观,目前涉农专业和涉农人才培养规模都比较小,不足以支撑现在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规模。且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存在“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的评价意识,提高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需要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各地方政府要更加重视基层职业院校的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农村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不足的关键路径。许玲呼吁,“要对乡村怀有感情,要回馈家乡,让反哺农村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同时,农村要不拘一格吸纳更多实用型人才,满足农村发展的综合需要。
(十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关成华:建议地方职业院校灵活设置实用型专业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其原因之一在于职业教育能够培育更多本地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关成华表示,乡村振兴所需专业技能人才要靠教育和培训,各地方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本地实际,灵活设置一些专业,培养符合本地实际产业发展方向的技能人才,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撑。“实用型人才一定要结合实践来培养。”关成华强调,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职业教育如何为乡村振兴培养实用人才,压实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国家高职扩招大背景下,建议考虑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多创办一些高职院校,一方面可以满足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继续学习深造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的素质,可以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中途教育,是终身教育,也是全民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激发职业教育新活力,真正实现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五、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
(十八)全国人大代表、锐科激光副董事长闫大鹏:建议建议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高技能人才
他认为,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动力之源和目标所向,也是企业精准培育所需人才,推动核心技术突破的可行路径。建议,一是加强统筹领导,产教融合从校企“自由恋爱”转变为政府“做媒”,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二是打出政策组合拳,落实产教融合激励、补贴、税费等政策,优化产教融合政策环境;三是开展大样本试点,让“教学入工厂,课堂进车间”,企业与院校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共享师资资源,共建实训基地,共担学生就业;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各方自觉行动。五是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向各类主体提供产教融合信息发布、搜索、推荐及相关增值服务。闫大鹏表示,推进产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企、校”等全社会多方参与,共同推进,探索一条“企业招到人才,学生学到技能,学校得到发展”的三方共赢之路,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十九)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建议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姚劲波认为,当前服务业面临着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技能培训水平和标准参差不齐、从业人员流动大等问题。为进一步缓解我国服务业领域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姚劲波建议,建立更加完善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系,由企业承担更多人才培养的责任;改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覆盖范围。
(二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装配制造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巍:建议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
他认为,现代学徒制推行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包括经费保障不足、激励机制不明显,院校、学生、企业三方共识不明确、积极性不高,缺乏统筹和协调,师资力量不够,社会认可度不高,教育考试部门对职业院校实行招生招工一体化没有通道等。王巍提出,不再单一地实行学校自主考核,而是通过学徒企业、行业、技能考核评价机构进行综合技能考核,提高企业雇主参与学徒制的积极性;建立职业教育兼职“专家库”,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并探索“企业办学”“教学工厂”“生产实训一体化车间”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学校和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工作岗位需求,按照工学结合模式,实行联合培养学徒,还可以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合作设置专业、开发课程体系、开展专业建设等内容。符合条件的高等职业学校,可以通过适合的方式单独招收企业在职员工开展学历教育,与企业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同时给予一定的人才政策支持,购房买车上有一定的契税支持等。要建立现代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等级的对应关系,落实现代学徒制技能等级证和学历证的横向对应关系,享受和学历人才同样的社会待遇和薪资待遇。
(二十一)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建议完善国家层面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
朱晓进认为,《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开创性的意见要求。但在具体推进落实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政策相关配套文件有待落实,二是部门和地区重视程度不均,三是企业参与积极性整体不高,四是职校实践中获取企业的信息来源较少。为此,朱晓进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校企合作的顶层设计,真正落实校企合作的“双主体”定位。第二,各级政府要出台校企合作的地方性细化方案并纳入考核。第三,加强宣传和分类激励,激发企业参与积极性。第四,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职业院校办学实力。进一步优化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提升职业学校的专业竞争力。进一步探索和实施柔性人才引进,完善后续评聘程序,提升教师队伍水平。
六、关于完善职业教育保障方面
(二十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教育部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大学原校长、教授赵继建议:加快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让更多职教学子走向人生“高光时刻”
赵继称,职业教育作为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高素质从业者的主要渠道,肩负着十分重大的使命。而中国职业教育对于民众的吸引力不高,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有待提升。为此,赵继建议,切实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并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协调各地和各部门厘清分工,落实责任,合力保障职业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及时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切实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赵继提出,将地方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纳入督查管理,推动地方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与此同时,还要加快推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模式改革,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步入科学化良性发展轨道,吸引更多优秀学子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二十三)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山西工商学院校长牛三平:建议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他认为,从制度顶层设计来看,尽管国家从法律到政策都明确了鼓励行业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但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的“碎片化”支持中,没有专项系统、管用给力的“政策包”。牛三平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人社、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同时,出台具体的差别化的扶持政策,明确财政拨款、融资、税收、土地和产教融合等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为全社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职业教育是面向企业、面向行业、面向社会的教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谈及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牛三平说,要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地位,建议加大加强对职业教育投资政策的倾斜力度,还要解决和保障好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加快推动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二十四)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建议设立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中心
许玲认为,在全面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时期,职业院校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复合型校长的引领。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建议按照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设立3—4个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中心。二是构建完善的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体系和质量评价标准。设置任职资格培训、骨干校长培训、卓越校长培训等层次化的培训体系。推动建立职业院校校长培训课程标准和培训质量标准,建立职业院校校长培训监测平台,实施结果量化与过程质性相结合的发展性评价。
(二十五)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建议成立国家级中职校长培训中心
他指出,中职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当前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校长的胜任力和专业发展仍面临很大挑战,如:不少中职校长是从普通学校或者教育行政岗位转岗而来,校长胜任力亟须提升;中职校长培训的机会过少;中职校长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升;中职校长培训缺乏专门机构支持等。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目前下设有“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则承担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培训的使命。目前唯独缺乏对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的专门机构。基于此,建议尽快成立国家级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培训中心,具体应关注:明确培训的指导思想;找准培训的目标定位;凸显培训的职教特色;强化培训的组织实施;健全培训的保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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