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陕西铜川，记者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拍摄的红军使用的绑腿（左）和草鞋（右）。位于陕西铜川耀州区的薛家寨，是一处让人一见难忘的陡峭山崖。裸露的石崖在山林中近乎垂直地拔地耸起，三面悬崖、易守难攻。这悬崖中的几窟石洞，就是当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悬崖下，还曾有一个一度红火的集市，连白区商人也积极前来。
6月9日，陕西铜川，游客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参观。
“今天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亭子沟集市。收摊时余下的瓜果粮食，红军悉数收购，而且鼓励白区大小商人也来做买卖。”近日，在薛家寨脚下，耀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剑波在中央统战部组织的“百年路·同心筑”主题采访中，向媒体介绍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中的趣事。
6月9日，陕西铜川，游客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参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1933年左右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薛家寨地势奇险，可作为安全隐蔽的后方基地，但后勤供给就成了问题。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于是在山下办起亭子沟集市，“招百商不纳税，不设关卡不盘查”，公买公卖、群众优先。由此既方便了群众，又是对白区商人的一种“经济统战”，红军的后勤补给也得以解决。
6月9日，陕西铜川，游客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参观。其时，陕甘地区已经历70多次大大小小的暴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建立起来、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根据地共产党人广交朋友、化敌为友的统战思想不无关系。
6月9日，陕西铜川，耀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剑波在薛家寨接受记者采访。 除了巧妙的“亭子沟集市”，宋剑波介绍，红军将领刘志丹摸索出的“三色”斗争也非常有特点。“三色论”最初是刘志丹作为筹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策略提出的。红色即建立工农游击队，灰色即做绿林土匪的工作，白色即做国民党的工作。在“三色”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武装力量与红军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当时，刘志丹为了改造当地哥老会，自己就曾加入哥老会，被称为“西北堂刘大爷”。刘志丹认为，哥老会成员大部分是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才闯荡江湖。因此，他利用堂大爷的身份宣传革命主张，说服哥老会成员协同作战、一致抗日，许多成员在他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位名叫马锡五的哥老会大爷，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过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还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当地的土匪，刘志丹也尝试与他们交朋友。据宋剑波介绍，当时陕西有一个叫郭宝珊的土匪首领，笼络了几百名弟兄、占山为王。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实因家贫而沦为土匪，虽入黑道，仍是劫富济贫，于是积极接触郭宝珊，最终说服他率部投诚。新中国成立后，郭宝珊还担任过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此外，刘志丹利用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特殊身份和各种社会关系，多次打入陕甘边一些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活动，将其改造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故事，宋剑波感慨，陕甘边地区在革命初期，革命力量相当弱小，若不搞统一战线、不多争取一些朋友，革命工作将非常难开展。“从党建立至今的百年历程中，统一战线的工作，真是非常重要、离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