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伴随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使命，在不同历史阶段推行过各种职业教育政策和举措。这些政策措施形式多样、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既很好地满足了党执政施政的现实需要，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又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了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原则导向。

一、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与成就

      回顾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大致经历了四次演变历程：初步探索期、曲折发展期、快速发展期、高质量发展期。“政策—制度—实践”的每一次演变，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使命，都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兴民启智的体现。

（一）初步探索期（1921—1949年）：以实用性为特征探索职业教育多元形式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职业教育。中央苏区的职业教育贯彻为革命战争与社会服务的原则和方针，坚持智力与劳力均衡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红军教育和干部教育。1927年11月，中央苏区创立之初，《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便提出“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决议案》提出，广大青年和成年理应接受技术教育，“要广泛参加补习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苏区的教育方针表述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同年，苏维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提出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试办一年至两年期的短期职业中学，目的在于“完成青年的义务教育，使能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低限度常识，及实际的生产劳动之一种”。这一时期举办的职业学校主要有中央农业学校、新集农业学校、红色卫生学校、湘鄂红军军医学校、红军通讯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鄂豫皖苏区财经学校等，涉及农业、医疗卫生、通讯、财经和艺术等方面。尽管未能形成系统化和制度化的职业教育体制，但根据斗争和苏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教育要为战争服务，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因此，抗日根据地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鄂豫等根据地研究和规定了教育方针，其中大多强调要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职业教育，先后开办了不少职业学校，培养了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满足了当时根据地生存、斗争和发展建设的需要。例如，1940年12月，山东省革命根据地在《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中规定，要对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和成年人实施继续教育，实施继续教育的学校包括中学、职业学校和公学，并要求公学内也要设置职业科。随着战争的进行，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对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一些更为深入的设想，教育目标确定为培养基层行政、经济建设及教育工作的干部。1942年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1944年8月，《办理国民经济建设学校的决议》提出：“目前办理国民经济建设学校，不应偏重于技术上提高及纯自然科学原理的教育，应把握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质及目前对敌经济斗争的政策路线，同时注意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立场观点政策方针方法等方面的基础教育，特别要加强关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劳动互助生产合作这一根本路线的理论教育与实际训练。”这一时期举办的职业学校主要有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山东财政经济学校、陕甘宁边区医药学校、陕甘宁妇女职业学校等。根据地政府通过多年举办职业技术教育，已经对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原则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与把握，这也是根据地职业教育能够切实服务于社会，适应战争时期特殊社会需要的根本原因。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变化，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为基本目标，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各解放区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和人民需要的重要教育形式，致力于推进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系统。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在《关于本边区实施新教育方针的初步意见》中指出，新社会的教育内容“要更适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广泛的包括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但也要抓紧其最现实的愿望给以满足，绝不能像封建教育把劳心劳力分开，文化被封建阶级独占。也不需要像旧制的使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严格对立，而又双轨并存”。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指出：“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我们现在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大问题。”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通过了“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强调向社会输送建设国家所需的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是首要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依据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党决定由各生产部门开办职业学校，如由铁路部门办铁路学校，由矿山办矿业学校，由工业部门办工业学校，由农业机关办农业学校。这一时期举办的职业学校主要有张家口农科职业学校、西北医药专科学校、太行区公立工业职业学校等。在党的领导下，职业教育积累了大量的办学经验，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曲折发展期（1949—1976年）：以正规化为特征探索职业教育模式

      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强调教育要为工农服务，大力发展工农教育。为此，要兴办各种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技术专修班，进而解决教育为工农大众开门的问题。1951年6月，在接管、调整和梳理旧中国职业教育的基础上，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确定新中国以调整、整顿为主、有条件发展的方针，逐步改革学制，建立规章制度，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确立和充分保障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明确规定实施中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中等学校。1952年7月，教育部颁布《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职业技术教育法规，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制度化的标志。“经过调整，到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剩下182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文院校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4所，少数民族院校4所，其他院校1所。”其中，从各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学院，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1997），实际上都属于5B类型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指出中等专业教育的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培养中等专业干部，以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1954年11月，《中等专业学校章程》颁布。1955年4月，第一次全国工人技术学校校长会议召开。1956年2月，国家又颁布了《工人技术学校标准章程 （草案）》，规定技术技能人才必须“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是党的职业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逐渐意识到职业教育模式不足的同时，开始转向以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和模式，倾向于培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统一的技术技能人才。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技术学校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办厂，实现自给自足”。由此，半工半读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全国相继办起了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代表的半工半读学校。1961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提出，中等专业学校要靠近生产基地，逐步下伸，按照需要和可能调整。同年12月，第二次调整工作会议决定保留中等专业学校1670所，其余进行裁并。1963年6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中等专业学校专业目录的通知》，针对发展工业的目标，重视工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统筹专业设置，共分8科，包括348个专业。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全面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到1964年底，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制定了3年半工半读试办规划，超过1800所中等技术学校推行半工半读职业教育模式。”1968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此后，“七·二一大学”逐步向全国工厂企业推广，其办学宗旨是“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马克思列宁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要教材，把工人大学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后来的历史证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做法是不成功的。这一时期，由于“左”的干扰，职业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留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宝贵的，为后续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认识和实践基础。

（三）快速发展期（1977—2017年）：以规模化为特征建构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大事，走上了“恢复重建—快速发展”的规模化道路。1977年8月，邓小平发表科教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宣言书——《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这标志着我国科教政策的转折，对于职业教育研究和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79年，教育部增设4所技工师范学院，拉开了改革开放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序幕。1980年8月，我国设立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同年10月，《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指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要实行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的方针，提升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198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由此职业教育发展驶进快车道。1986年7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大家来办”的方针，为后期职业教育发展指明方向。1989年，在借鉴德国“双元制”职教经验的基础上，在无锡等六市试行“双元制”职教模式，对真正走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91年10月，国务院印发职业教育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为此后10年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性质和地位做了清晰界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道路。1998年2月，原国家教委印发《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提出：“职业教育要培养同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应用型人才。”2002年7月，《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强调继续坚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

      此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都强调了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意蕴。在体系化建设方面，200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今后10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协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形成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93.34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49%，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99.01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28%。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职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到2016年底，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359所，占比达40%以上。

（四）高质量发展期（2017年至今）：以内涵式为特征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职业教育政策导向逐步从规模化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统筹融合教育和产业，总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了校企合作的内涵、机制及形式等；4月，国务院确定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11月，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合力，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提供了制度保障。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教育类型，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4月，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名单共计197所，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高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141所。

      202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等作了规定；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这次大会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意味着职业教育发展迎来又一个春天。

二、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政策的规律和特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业教育的历史实践是有规律可寻的，也呈现出中国独有的特征。通过探寻其中的理论逻辑，可以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首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从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和成就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整合职业教育元素、发挥最大合力的关键。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职业教育就无法取得现在的发展成就。根据功能耦合理论，系统内部保持自身稳定性的机制有助于在系统受到干扰后通过调节机制“自动恢复”稳定状态。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包含两个层次的协调发展，一是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关系，二是职业教育内部各因素的关系。在诸多因素关系中，每个因素脱节都会造成重要影响，都可能导致职业教育系统活动的中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能够有效整合职业教育系统的各项资源和影响因素，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此外，从目的性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人才培养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符合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个层面所需的、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来看，党的领导在明确职业教育体系的地位和性质、协调整个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激发职业教育内部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等方面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基本遵循：与时俱进，注重实践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善于倾听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时代主题变迁史，始终伴随着“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智力与劳动均衡发展”，全面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要“为战争服务”，西柏坡时期“满足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需要”，新中国“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布局”培养“熟练劳动者”，改革开放后着重培养“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应用型人才”等变化，可见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始终把握时代主题，立足现实需要，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培养具有“会做事的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教学主要的价值取向不是学生的理论水平，也不是学历文凭，而是一种能满足某一职业或工作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换言之，就是“所学知识有用、管用、够用，学生具备‘会做事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更突出实践性价值取向。这一特征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再次得到确认，也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价值标准：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创造性发展，体现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能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各个时期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的题中之意和价值标准。从历史角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领导的职业教育政策根据现实情况和民众需求进行适时调整，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在教育对象上，能根据革命需要适时调整受众群体，如土地革命时期，鉴于农业建设与管理对于各级苏区政府的重要性，开设中央农业学校培养农业建设的中下级干部；在教学体制上采取弹性学制，如革命时期的红色医务学校规定“学习期限根据学院个人情况而定，没有统一规定”；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因材施教、按需施教，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进行不同内容的培训，如西柏坡时期，对教育层次低的农民开展识字、写字以及算账教育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需要。从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不同的人群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职业教育类别，提升自身的技术技能，能够以更强的能力投入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进而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实践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政策的原则导向和路径选择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到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已经从建设目标、发展重点、框架体系等方面描绘出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蓝图。具体来看，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领导力、吸引力、凝聚力和适应力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努力的方向。

（一）领导力：全领域增强职业教育政治性和思想性

      新时代职业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全面领导，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职业教育的全面领导，解决“为谁培养人”的首要问题。职业院校党委要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起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真正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水平。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主客体为“人”的工作，要在“针对性、亲和力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骨干、带头和桥梁效用，影响周边师生群众共同投入党的伟大事业中。职业院校中的“双带头人”，作为党建和学术的先锋模范，对于周边群体距离近、影响大，职业学校要加大对“双带头人”的建设和培育力度，拓宽选拔视野，抓好教育培训，健全激励机制。

      二是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注重解决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等问题。要体现“育才”与“育人”的辩证统一，既要守好思政课主阵地，推进思政内容创新，协同课上课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教学实践；又要结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专业要求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促进“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还要注重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的协同意识，加强教学教研交流合作，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课程思政团队，从培养培训、考核标准和激励措施上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二）吸引力：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普惠性和公平性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需要通过增强普惠性和公平性来提升办学吸引力。职业教育的普惠性突出体现在招生对象的普及性和受益者的惠及性。从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普及性越广、惠及性越大的政策越受人民群众的欢迎。2019年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一经推出，惠及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群体，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深受社会的认可。同时，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育人成效惠及个体、企业、社会和国家，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就业层面，确保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看得见的正义”，社会选人用人标准的公平性，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各类人才所处的社会地位，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获得公平的机会，既要以政府为主导强化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完善社会选人用人标准，也要利用融媒体技术加强宣传和推广，着力营造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二是质量层面，符合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归根结底要由人才市场来检验。在当前的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等特质要素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成为综合性的技能型人才，有利于增强就业能力，拓展就业宽度和广度。

（三）凝聚力：多角度提高职业教育认同性和接受度

      跨界资源融合成为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职业教育政策要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渡，从而实现各类办学要素的有机联结，有效增强职业教育的凝聚力。一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和办学质量。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是在办学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职业教育目标问题是共性的问题，办学特色和办学特点是个性的问题。要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由政府统筹管理并完善国家、社会、企业都认可的职业教育专业标准、教学标准、评价体系，以此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的均衡性。二是提升职业教育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度。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领导下，强化统筹领导、顶层设计，以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为引领，加强各类职教共同体在建设目标、指标体系、归属心理、责权利意识等方面的集体认同。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重在示范性引领、标杆化建设，强调就业导向、资源共享，能有效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提升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开放性、协作性和共享性。

（四）适应力：多元化增强职业教育实用性

      职业教育要因时而新、因势而新。当前，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了“以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消费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特征”。职业教育必须增强实用性，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以适应产业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一是以职业发展为导向，探索推广1+X证书制度。要突出国家需要、市场需求、就业导向，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职业发展所需综合能力，增强社会和企业适应力，进而畅通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推广1+X证书制度将更加有利于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类型界定，更加有利于提升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以工学结合为重点，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借鉴“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校企要以职业需求为核心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确定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共建共享实习实训基地，共同推进双方的深度合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在合作资质、规模效应、质量评估、退出机制等方面把好关；要利用好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的“精准度”，推动政府、社会、学校等主体的多方联动、数据共享、融合利用，进一步提高合作主体的“精度”、合作项目的“准度”。三是以“双师型”教师为保障，畅通双向流通渠道。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是教师，“双师型”教师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职业教育要适应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必须加大“双师型”教师培训交流的力度和广度，创新人才“柔性引进”等方式，推动优秀师资在企业、院校的双向流动，为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师资保障。

本文已经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21年第13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